（王淦昌与夫人吴月琴合影）

我虚岁14岁就结婚了，这在今天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违反婚姻法的。可是，在旧社会没有婚姻法，不讲婚姻自由，婚姻是由父母做主。不过那时14岁的小丈夫也不太多，那么，我为什么会那么早就结婚呢?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母亲因为过度劳累，患肺病去世了，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好像天一下子塌下来了，我失去了依靠。当人们把母亲的棺材抬去埋葬的时候，我趴在棺材上，哭着不让人抬走，谁拉我也不离开。我不能没有母亲呀父亲母亲都走了，我不就成了孤儿。后来是外婆过来安慰我劝导我，我绝望地扑在外婆怀里放声大哭。

母亲去世以后，家庭的情况也有了很大变化。本来家里的事由大哥做主，可是大哥既要行医，又要做生意，在家时间不多，二哥就成了二当家。

二哥一向认为母亲偏爱我，因而十分妒忌，这回他有了整治我的机会。二嫂很厉害，经常说些难听的话。有些人很势利，以前在母亲面前夸我，现在却不愿理睬我这个失去父母的孤儿了，甚至欺侮我。我很生气，也感到孤独。只有外婆疼爱我，每当节假日我从学校回家，外婆都来照顾我，外婆成了我的依靠。

我14岁的时候，有一天，外婆对我说，你妈不在了，没有人照顾你，我想给你娶个媳妇，在家里可以照顾你的生活，你也算有个自己的家了。那时候，只知道男人长大了都要娶媳妇，有自己的家，不明白媳妇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又一向听外婆的话，既然外婆做主，为了让外婆放心，我也就乖乖地应从了。

媳妇叫吴月琴，识一些字，不大会写信。她到我家来以后，在生活上确实很关心我。尽管那时候我住校，很少回家，但每次回家都能感到家的温暖。后来，我跟远房的一个表兄崔雁冰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在中学里我不敢暴露自己在家里有个由外婆包办的媳妇，怕同学们笑话我，也怕同学们知道了，会鼓动我退掉这种包办婚姻。我没有勇气退掉，因为这是外婆的安排。再说吴月琴对我不错，她在王家这个大家庭中勤勤恳恳，处处谨慎，和大家和睦相处，哥哥嫂嫂都喜欢她。

后来，我到北京上大学，出国留学，一门心思学习科学文化，以备将来报效祖国，也不想这个事情了。我很少顾家，她毫无怨言，一个人在乡下，带着孩子过着俭朴的生活。直到1936年，我到浙江大学任教，才把她和三个孩子从乡下接到杭州，一家人团圆。

从此以后，她一直带着孩子跟随着我。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随着浙江大学西迁逃难，到了贵州湄潭县。虽然生活安定了，但很艰苦。她仍是一如既往，任劳任怨，承担了全部家务。

一个七口之家，全靠我一个人的收入维持生活。那时候，我虽然是一名教授，但战乱中薪水很低，物价又高，我们原来的一点积蓄和结婚时候的首饰，在杭州的时候都拿去捐献抗日了。要把这个家料理好真是太难为她了。她既要节省开支，又要给我和孩子们增加营养，所以就在住房后面的山坡上开荒种菜。她还养了一只羊，每天可以挤一点羊奶。

几十年来，她默默地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这个家，使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去，在工作中没有后顾之忧。当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时候，儿女们常常这样对我说:“爸爸，你不要忘了，你科学上的所有成就，都有妈妈的一份功劳。”我总是心服口服地回答说:“知道的，妈妈(我也不自觉地随着孩子们叫妈妈了)一生辛苦了。”今年她已经93岁了，还在为这个家操劳，我很感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