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在山东大学与同学合照）

回国不久，我就受山东大学的聘请，到山东大学物理系当教授。当时在山东大学任教的还有李珩、任之恭、郭贻诚、王恒守等教授，在他们中间，我最年轻。1935年，何增禄教授也由浙江大学来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了。他是光学和高真空技术方面的专家，也很重视实验。我们除了分担一部分教学工作外，同时还着手建立必要的实验设备。我负责近代物理的教学，近代物理的设备一部分向德国订购，还有许多简单的部件，我就带领学生、技工们自己动手制作。这样，山东大学物理系有了迅速的发展。

我教学也像我的老师叶企孙、吴有训那样，着重训练同学们实验物理研究的本领，教学生们掌握实验的技巧，教导他们要把对物理理论的理解，建立在实验事实的基础上。我讲课或者是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都尽量启发他们自己寻找答案。

记得有一次在实验室里，有个同学提出一个光学现象:“布湿了为什么颜色变深?”他请求我解释。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弯腰用手提起蓝布长衫下面的襟角 往上面泼了点水，然后用双手把两个襟角提得高高的，对着窗外的亮光，让这位同学站在后面，透过布往外看，我对他说:“明白了吗，为什么湿布的蓝色变深了?回去想想再来讨论。”这位同学一时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感到有点莫名其妙。老师不回答问题，却让他看湿布，这是干什么?过了几天，这位同学来找我了，他高兴地说:“谢谢王先生的提醒，我明白其中的道理了。”我也很高兴，我想同学们遇到问题应该开动脑筋，自己找答案。

山东大学的教师们互相尊重，同学们喜欢听我的课，实验室也建立起来了，应该说我在山东大学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以后的教学工作会比较顺利。但是没有过多久，我就离开了山东大学。这是为什么呢?

事情还得从日本侵略我国说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1935年，进一步侵略华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为了满足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决定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间定在12月16日。这就是说，要使华北几个省脱离中国政府，实行“自治”。

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2月9日，北平几千名学生举行大规模抗日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有100多名学生受伤，30名学生被捕。第二天北平各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16日北平学生联合会又发动了一次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这就是“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山东大学的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也很快行动起来，声援北平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但是学生们却遭到校方的迫害，校长赵琦先后两次开除20多名学生。同学们毫不畏惧，不屈服，罢课抗议。校方企图动员我们教师以集体辞职来威胁学生，制造教师与学生的对立，阻止学生的爱国行动。

我非常气愤:爱国有什么罪?抗日有什么罪?这些学生将来都是建设国家的人才，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品学兼优，很有发展前途。我们教师坚决反对校方的做法，师生团结一致，与他们进行斗争，迫使校方不得不收回第二次开除13名学生的决定。通过这次斗争，我看清了校方追随反动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真面目，由此产生了离开山东大学的念头。

当时有人想拉我到苏北一所国民党教育学院当副院长，我断然回绝。因为我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已经深恶痛绝。

“一二·九”运动在杭州也引起强烈的反响，浙江大学学生会组织全市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并且坚持长期罢课，在学校里发动了驱逐反动校长郭任远的斗争，把郭任远和他的几个爪牙赶出了校门。

 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起用竺可桢，企图利用他的声望来笼络人心。竺可桢是位爱国的科学家、教育家，他当了浙江大学校长后，立即废除法西斯教育制度，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四处聘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我听到这些消息，很振奋。何增禄教授是因为对浙江大学原校长有意见而离开的，竺可桢教授聘请他回去，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回浙江大学任教。我很高兴，接受了竺可桢校长的聘请。于是，我离开了山东大学，愉快地到浙江大学物理系当教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