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王淦昌丨王淦昌《无尽的追问》第8节：流亡大学
来源： 发布时间：2022-06-22 14:01:13 浏览次数： 次 【字体：小 大】
（王淦昌旧照）
1936年秋天，我到浙江大学之后，就在学校附近刀茅巷租了两间房子，把一直在老家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接来了。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大人孩子都非常高兴。从此我也就专心致志地搞我的教学和科研。
我一边教学，一边仔细阅读国外物理学期刊上有关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的论文，自己动手制作云雾室，准备做宇宙线方面的研究工作。
我到浙江大学的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全国各地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浙江大学的师生积极行动起来，进行慰劳、义演、募捐活动，宣传抗日救国。
我和物理系的仪器管理员任仲英一起出去募捐，从庆春门一直到旧法院(现在的浙江医科大学)门口，挨家挨户地宣传抗日，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募集到许多废铜铁，给国家造枪炮，打日本鬼子。回到家里，我跟妻子吴月琴商量，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们不能投笔从戎去打日本鬼子，但可以捐钱捐物，给国家去买枪炮，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她是个明事理的人，马上就把家里的积蓄和结婚时候的金银首饰都拿出来给了我，我全都拿去捐献了。
战火渐渐逼近杭州，浙江大学决定西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都依依不舍，竺校长把校内各处都察看了一遍，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第一次迁到离杭州约240公里的建德。师生员工们11月15日到达建德后，就在县城里的天主堂、孔庙、林场等地方开始上课了。只上了四周课，杭州失守，建德也常有日本的飞机来丢炸弹，学校又只有往西迁。第二次的目的地是江西泰和。计划是12月24日开始西迁，师生们分三批离开建德，先乘船到金华，然后转乘火车到江西。
束星北教授和我商量，由他先把孩子送到湖南他夫人的姐姐家里避难，这样可以使孩子有个安全的环境，也可以减轻我们西迁中的负担。我很感激他在困难的时候为我们家着想，主动帮助我们。我妻子在建德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四个孩子。我让二女儿和大儿子跟束星北教授去了湖南。我们带着大女儿和没有满月的二儿子，和何增禄、朱福忻教授，以及系主任张绍忠的家属共四家人，租了一条运邮包的小船，先到兰溪，再去金华。
第一批出发的师生到了金华，就遇上敌机轰炸。还在建德的师生听到这个消息，就决定不去金华乘火车了，而改走衢州，转常山。我们在途中接到改变行程的通知后，就要掉头回兰溪，再去衢州，可是我们乘的邮船有任务，不能掉头，怎么办?我们只好另想办法。
还算幸运，我们找到了一条船。等到了兰溪，天已经黑了，四家人空心饿肚，疲惫不堪。店铺都已经关门，到哪里去买吃的东西呢?我们让物理系主任张绍忠两口子带着孩子们留在船上，其余的人都分头出去找吃的。不料江上起风了，船被吹得晃动起来，船舱里的纸油灯着火，眼看就要烧到船顶的竹席，孩子们吓哭了。张师母急中生智，用手把油灯拉了下来。
这时候我正在附近，听到哭声，赶快跑回到船上，掀掉船顶的竹席，把火扑灭，总算避免了一场大火灾，只是张师母的两只手都被烧伤了，大家赶快把她送到医院去包扎。
这件事使我们几个教书人很有感触。在逃难之中，谁能料到会遇到什么样的灾难呢?从此以后，我们处处小心，尽量避免在不幸中增加不幸。
第二天，船到衢州。下了船，我们一行人赶到火车站。火车站人山人海，火车在衢州不停了，学校贴出通告，要求浙江大学师生设法去江山再试着上火车。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我们扶老携幼，行动很不方便，还是坐船先到常山，再换乘汽车。终于，我们在12月28日到达江西玉山。从建德到泰和只有大约650公里，现在乘火车只要几个小时就到了，可我们当时到玉山就走了四天。战乱的年代，到处都是逃难的群众，乘船、坐车多么困难!除此之外还有敌机轰炸，要钻防空洞。不说一路上的艰辛，仅每到一处的吃饭、睡觉也受罪啊!这些都是日本侵略者给我们造成的，我们非常痛恨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在玉山停留了十多天，竺可桢校长仍四处奔走，
联
系车皮。到1938年1月中旬，车皮落实下来了，1月2日，全体师生员工和学校的图书、仪器等都先后到达江西吉安。这时候，吉安中学和吉安乡村师范已经放寒假，浙江大学就借这两所学校暂时落脚，并且利用吉安中学的教室复课，赶在两校开学之前，用两周时间把这一学期的课授完，然后进行期末考试。我也根据当时的条件，给学生们开了物理实验课。
2月中旬，我们到了泰和，学校继续上课，算是安定了一学期。这一学期加大了授课量，同时科研、实验也都开展起来。在这半年时间里，浙江大学还为泰和做了三件事。
泰和在赣江两岸，每年端午节后，江水暴涨，常闹水灾。当地有句俗话:“三年不遭水灾，母鸡也戴金耳环。”竺校长了解到这个情况，动员学校的技术人员修筑了一道防洪堤，被泰和人称为“浙大长堤”，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办了一所学校，使当地农村的孩子和浙江大学教职工的孩子能上学。我的孩子就在那所学校读过书。第三件事是与江西省政府合办示范垦殖场。
在泰和，师生们还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学生会组织师生给前方战士捐献棉背心，为救护伤兵募捐，演出抗日话剧等。教师们组成了前线慰劳队，我和束星北是领队，我们跟竺校长、胡刚复院长一起，到汉口去慰劳正在为保卫大武汉而战斗的前方战士。我们参观了坦克部队，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星期后，回到泰和。竺校长他们又到广西找迁校的地点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在泰和的竺校长的二儿子竺衡和夫人张侠魂先后得了痢疾，因为缺医少药，没有及时治疗，等竺校长赶回家来时，竺衡已经死了。过了几天，张侠魂也去世了。丛校长万分悲痛，师生们也为竺校长接连失去两位亲人而难过，追悼会上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竺校长料理完丧事，又为学校搬迁的事情奔忙去了。
1938年9月，浙江大学的师生员工在竺校长的率领下，走了1000多公里路，安全到达广西宜山。我和束星北两人到湖南湘乡去接孩子，在乡下休息了一个多月。我们于10月下旬安全到达宜山。
浙江大学西迁，一年内迁了四次:杭州--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经历了千难万苦，还只能暂时安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炸弹没有把我们炸垮，辗转跋涉也没有把我们拖垮，我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教学，保持了教学进度，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
节选自王淦昌著作《无尽的追问》
来源：两弹城微信公众号
终审：徐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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