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在L波段高度注入器鉴定会上）

1940年初，学校迁到了贵州遵义。我们家在遵义老城租了一处房子，居住下来。

由于这两三年迁校，生活不安定，又缺少营养，再加上路途劳累，我本来患肺结核多年，身体比较弱，到遵义就顶不住了，肺结核加重。当时没有特效药，系里为了让我养病，只让我开近代物理一门课。这门课我已经讲过多次，比较得心应手，后来我考虑到当时使用的教材内容陈旧，关于电磁学一些基本的理论和应用介绍得太少，不能满足现代物理的要求，便主动开了一门电磁波课。

这门课在浙江大学是第一次开，参考书很少。我没有料到来听这门课的师生这么多，除了我们物理系的，电机系来听课的师生更多。每堂课下来，学生们就把我团团围住，七嘴八舌问个没完没了。对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我都耐心地回答，有些比较深奥的问题，我就让学生自己先想想，然后到下堂课我再回答，或者让全班同学一起来讨论。

为了给学生们增加一点原子能方面的知识，在这年冬天，我还做了一次关于原子核能的通俗报告。这次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从煤和石油总是要用完的，人类需要寻找新能源讲起，讲到人们已经发现原子核能比化学能大得多，但是还不能控制天然放射性，以及卢瑟福的α散射、中子的发现……最后讲到核裂变，铀原子核裂变时，一个中子可以打出两三个中子，这样的裂变连续进行下去，就叫链式反应。如果有一天，能够控制这种链式反应的进行，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核能时代。这场报告会是在晚上举行的，虽然教室里又冷又暗，但黑压压地坐满了人，许多同学为物理学的发展所鼓舞，他们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原来许多同学认为学物理没有出路，毕业后找个好点的工作都困难，有些同学转学工科了，有的索性退学了。而电机系的周志诚、金德椿和机械系的邹国兴却都是在1940年转到物理系的。听了原子能的报告后，电机系的同学激动地对周志诚他们说:“你们转系转对了，祝贺你们。”

在遵义，系里减少了我的授课时间，让我静养，我怎么静养呢?不是图书都开箱了吗?我就把物理学有关的文献、杂志都拿来，放在床头，一篇一篇地读，让它们陪伴我卧床养病。我思考一些问题，做点搭桥的工作。什么叫搭桥的工作呢?我对学生这样说的:“不要认为物理学的研究工作，只有钻研纯理论和做实验两个方面，还有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归纳、分析和判断杂志上所发表的人家的实验方法、数据和结论，这种工作是给理论工作搭桥的，是推动实验工作前进的。”

在这段时间我所做的工作中，有一些就是搭桥性质的，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完成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

我认为，泡利的假说、费米的理论虽然都是很出色的，假若没有实验来验证中微子的存在，那么，他们两人的工作成果，就成了空中楼阁，没有实际意义，β放射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从那时候起，我一直关心着β射线衰变的理论和验证中微子的实验。

利用这次养病的机会，我集中阅读了近几年有关中微子问题的论文，看到不少物理学家所做过的这方面的实验。其中有一个实验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1939年克兰和哈尔彭的核反冲效应的研究。他们用一个云雾室，测量38Cl(放射性氯)放射出来的β射线和反冲原子核的动量和能量，获得中微子存在的证据。我认为他们的方法不是最好的，因为在这个核反应中，末态有三体，就是说放射出来的是反冲核、β射线和中微子三种粒子。这三种东西分不清楚，就很难测出中微子，最好能够变三体为二体。

我反复思考了一段时间，想到了K俘获的方法。在K俘获的过程中，末态只有二体，就是反冲核和中微子两种粒子，不放射β射线，所以反冲核的能量是单值能量，测量它的能量，就可以得到关于中微子的知识了。

我从1938年的《物理评论》杂志中，找到了几位物理学家用K俘获做的实验。在那个时期，我觉得自己比较成熟了，敢想问题，也想得很多。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我还太年轻，还是在学习，有些问题自己想到了，但要导师的支持才能实现。前面我提到的关于中子的实验，就是因为当时我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尽全力去争取导师的支持，所以错过了发现中子的机会。我把那件事作为一个教训记在心头。

这次我感觉不同了，我对探测中微子的实验充满信心。我给我的学生许良英指定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β衰变和中微子存在问题》，我建议他毕业后留下来当助教，做我的助手，我们共同来研究这个问题。我告诉他这是一个理论上和实验上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探索了好多年，最近才想出这个方法。

许良英当时一心要找共产党，要投身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在完成了论文的前半部分后，就匆匆地离开了学校。我也没有办法亲自来做这个实验，因为不具备做实验的条件，很多事情都做不下去，只能让别人去做。我就把自己想出来的验证中微子存在的简单方法，写成了一篇很短的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文章中我建议用?Be(放射性铍)的 K电子俘获过程，来探测中微子的存在。

我先把文章寄到《中国物理学报》，结果被退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战争，学术刊物的经费困难，《中国物理学报》一年只出一期，不得已只好退稿。1941年10月，我又把这篇论文寄到美国的《物理评论》。1942年1月，这篇文章就发表了。几个月后，美国的物理学家阿伦就按照我的建议，做了K电子俘获的实验，测量了反应后粒子的反冲能量，他的实验报告《一个中微子存在实验证据》，发表在1942年6月的《物理评论》上。

但是很可惜，阿伦的实验也是在战争期间进行的，条件不够理想，没能够测到单能反冲，跟我的建议还有一点出入。但是这个实验还是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注意，成为1942年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要成就之一。

我对阿伦的实验结果总感到不满足，还在思考怎样探测中微子的问题。1947年，我又写了《建议探测中微子的几种方法》，发表在《物理评论》上。阿伦和另外几位物理学家也陆续做过一系列K俘获实验。到1952年，他才第一次发现单能的反冲核，实验最终获得成功，确认了中微子的存在。

我的老师吴有训教授对我在中微子方面的工作很重视，亲自为我申请范旭东奖金。我把得到的1000美金，分送给了经济困难的我的老师、同事和学生。

我想出来的实验，由外国人做出来，而不是在中国由我们自己做出来，这是很可惜的，也是一件没办法的事情。抗战时期，我们国家很穷，要钻研前沿科学问题，缺乏必要的设备条件，科学家只能做这种搭桥的工作，这种工作在物理学界也是很重要的。

后来，建成了原子反应堆，在实验室里就可以产生大量的中微子。可以用中微子直接打原子核来证明它的存在，上面讲的反冲实验就没有研究的必要了。不过，用反冲实验来验证中微子的存在还是很有趣的。

宇宙空间里，中微子很多，太阳和很多天体都会放出中微子。中微子很孤僻，它不和别的东西发生作用，它的穿透能力很强，可能现在就有一个中微子正穿过你的身体，穿过地球!现在有的科学家就在研究中微子通讯，中微子也是天体物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