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王淦昌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川北分队时留影）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两项工作对我教育很大，这两项工作就是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和抗美援朝。你们听说过土改吗?1951年5月，我参加了川北土改队。这是一次难得的改造自己思想的好机会。虽然我生在农村，小学毕业前一直生活在农村，但是，对于地主怎样剥削、压迫农民，并不了解。通过土改工作，我了解到旧社会种田的农民没有田，或者只有很少的田，田地都让地主富农霸占了。贫农租地主富农的地来种，打下的粮食绝大部分都交租给了地主，剩下一点粮食还不够糊口，有的甚至交租都不够。地主富农自己不种田，靠掌握的土地放租放债，过着不劳而获的奢侈生活。恶霸地主，不仅勾结官府，还自己豢养打手，欺压农民，霸占妇女，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我们土改队一下去，首先访贫问苦，到贫苦农民家里去，跟他们谈心，取得他们的信任，启发他们的觉悟。遇到患病的农民，我还给他们一些药。我受父亲的影响，懂一点医学常识。我研究了川北地区流行的钩虫病的传染途径、预防和治疗的方法，向农民做宣传。通过工作队深入细致的工作，农民们亲身体会到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不一样，不欺压百姓，还帮他们干活，关心他们的生活，世道真是变了。通过访贫问苦，我也认识到没有共产党，不搞土改，农民别想过好日子。控诉惩办恶霸地主，没收他们的五大财产(土地、房屋、粮食、耕畜、农具)，这个阶段对我教育很大。我亲眼看到地主的奸诈与狡猾。要他们交出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他们是不甘心的，他们采用种种手段来抵制。在我工作的地方，有的地主带着家里人到处“借粮”，叫穷;有的地主转移家产到邻家。我还看到封建势力的种种罪行。有一个恶霸地主，是县反共联防司令，反动“一贯道”的首领，新中国成立前，霸占农民田地，强奸妇女，残害农民;新中国成立后，组织暗杀团，破坏土改。还有一个地主，在新中国成立前组织了一个占奸团，强奸有夫之妇及幼女，并且逼死了好几条人命。我看到广大贫苦农民一旦提高了觉悟，他们和封建地主的斗争是很坚决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动摇他们夺回土地的决心。土改消灭了封建剥削阶级，贫苦农民真正翻了身，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他们分到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村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土改工作完成后，9月底我回到北京。1952年4月，我又接到命令，到朝鲜战场去完成一项特别任务，这项任务与我的工作有关。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战争。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美国军队入侵朝鲜，同时命令海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干涉我国内政。朝鲜是我国的邻国，如果美帝国主义占领了朝鲜，强兵压到鸭绿江边，我国也不能安全地从事建设。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1952年春天，志愿军发现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一种炮，威力很大。他们怀疑是原子炮，要求国内派科学家到朝鲜去进行实地考察。中国科学院就派我和一位年轻的研究实习员林传骝去，因为我们是研究原子核物理的。同去的还有日坛医院的吴桓兴教授和通信兵部的一位年轻同志。能够到朝鲜战场上去，为抗美援朝做一点贡献，我很高兴，我抓紧做准备工作。这个任务是保密的，在所里不能公开，遇到困难只能自己解决。我想，要探测原子炮弹产生的放射性，就要有探测器。制造探测器我是熟悉的。真空管的盖革计数器，在当时算是最灵敏的便携式仪器了，它适合野外使用，测量的时候，用耳机听“嗒嗒嗒”的响声是多少就行了。制作盖革计数器，我还有个小窍门:在管子中充人氩气的时候，加上一点酒精蒸气，这样效果更好些。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电子管，我就到商店去买，到地摊上去找，钨丝是我自己拉制的，我还用白铁敲了一个外壳。为了保证在战场上使用时性能可靠，我对做出的管子挑了又挑。做好各种准备后，我们就告诉家里人，要出差一段时间。为了保密和安全，我们4个人分两批行动，我和吴桓兴教授先走。到了丹东，来到鸭绿江边，已能感受到战争的气氛。我和吴教授换上了军装，我们也当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了。我们可高兴啦，还照了相留作纪念。晚上，我们就乘火车过鸭绿江，到了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新义州。这里已经被侵略者炸成一片废墟。再往前就只能乘汽车。走了一段路后进入战区，公路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弹坑，吉普车只能歪歪扭扭地颠簸着前进。坐在车厢里，头常常撞到车顶，我怕仪器颠坏了，紧紧地抱着。公路两边，可以看到被打坏的美军坦克、装甲车和大炮。我们感到志愿军很厉害，他们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打成这个样子，真是了不起!白天走路，我们要随时警惕敌机来轰炸，一听到嗡嗡的声音，吉普车就赶快停下来躲一躲，声音过去了，再继续往前开。大多数时候是晚上赶路。晚上开车不能开灯，车只能慢慢地开。有一天晚上，是一位朝鲜青年司机开车，他嫌车开得慢，就打亮了车灯快开，这一下就把敌机招来了。吉普车周围落下七八颗炸弹，差一点要翻车，好危险。现在想起来也害怕，那是我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在志愿军后勤部的卫生部，我们4个人会合了。休息了两天，又继续前进。这时吉普车只能在夜间开，颠簸了100多公里，终于到了志愿军司令部。司令部设在一个很大的洞里，彭德怀司令员回国汇报工作了，代司令员、政委邓华，副政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接见了我们。我们向志愿军首长汇报了在国内的准备情况和工作打算。志愿军首长向我们介绍了前线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我准备开始工作，可是打开仪器一试，不灵了!我心里很着急，要是仪器真出了毛病怎么完成任务?经过检查发现，是仪器受潮引起的，洞里太潮湿了。我和林传骝把仪器擦了擦，又拿出去放在太阳下面晒，仪器恢复了正常。我用盖革计数器对从前线带回来的弹片反复进行测量，没有发现嗒嗒嗒的响声有明显增加的现象。我当时就判定这些弹片不是原子炮弹爆炸弹出来的，美军使用的杀伤力大的炮弹，可能是一种叫“飞浪弹”的新式炮弹。那时候，我们对原子弹的知识比较贫乏，现在知道，即便是当量(化学单位)很小的原子弹，由于爆炸后温度很高，也是不可能留下一块弹片的。检查完弹片，我给司令部的首长们介绍了原子弹的原理和效应。之后，我和林传骝又向志愿军的基层指挥员和有关人员讲了关于原子弹的一些基本知识，并且用探测仪器做了演示，很受欢迎。在朝鲜期间，志愿军司令部和后勤部卫生部安排我们参观了战俘营。战俘中有美国、土耳其等国的士兵，他们都受到照顾，在战俘营里可以打篮球，做一些体育活动，生活很愉快。一次休战期间，前线部队的一位首长还请我们到前线去参观。我们看到志愿军战士的生活很艰苦，但是他们斗志昂扬，充满必胜的信心。在前线，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被打坏的美军坦克。我们在朝鲜战场工作了四个多月，受到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给我颁发了一枚珍贵的抗美援朝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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