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王淦昌丨王淦昌《无尽的追问》第16节：化名17年
来源： 发布时间：2022-08-11 12:45:11 浏览次数： 次 【字体：小 大】
（王淦昌在苏联原子能研究所合影）
1955年1月15日，党中央开会做出一个重要的决策--发展中国核工业。毛泽东主席在会上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第二年，国务院成立了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到1982年又改名为核工业部)，专门负责我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宋任穷同志担任第一任部长。我们物理研究所由机械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到1958年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为了我国原子能事业迅速发展，从1955年到1958年，中央抽调了大批科技人员、工人和管理干部参加这项工作。教育部又从有关高校选调了几百名高年级学生学习原子能专业知识;抽调一部分专业接近的优秀教师进修原子能专业;还从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百余名学生学习核科学和核工程技术专业。物理研究所派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到苏联学习。同时，很多苏联的科学工作者和专家，到中国来讲学，帮助我们工作。正当我国的核工业刚刚起步的时候，1959年6月，苏联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并且把一些重要的图纸资料也带走了，设备材料的供应也随即停止，给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困难。外国有人说，中国离开别人的帮助，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但是，党中央下了决心，决定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毛泽东主席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债是很难还的。从此，我国的核工业走上了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1960年底，我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任期届满，准备回国了。回国之前，我最后一次把节省下来的14万卢布(旧币)，交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在联合所的中国工作人员，都惦记着处在经济困难时期的祖国，许多同志都把节省下来的生活费送到大使馆，以分担一点国家的暂时困难，这是在国外的儿女对祖国母亲的一点心意。回国后，我在考虑下一步做什么。1961年4月3日，忽然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刘杰部长约我见面的通知。我一看就预感到有重要事情，否则刘部长不会这么急着叫我去。到了刘部长的办公室，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也在那里。刚一坐下来，刘部长就开门见山地说:“王先生，今天请您来，想让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刘部长向我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研制核武器的决定。随后，他坚定地说:“有人要卡我们，中国人要争这口气。”我静静地听着，心里很不平静。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自己几十年来的追求、期望，都落实到我将要接过的这一副沉沉的担子上。我有很多话要说，但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第二天，我就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去报到了。同时到九局报到的还有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郭永怀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推荐的，是国际力学界很有声望的一位力学专家。他在美国的时候，为了能顺利地回国，拒绝参加任何机密性的工作;回国后，当祖国需要他接触机密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就来了。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分别担任了物理实验、总体设计和理论计算方面的领导工作。我们报到以后，彭德怀、陈毅、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实验室来看望我们。外交部长陈毅紧紧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有你们这些科学家撑腰，我这个外交部长也好当了。”那时候，造原子弹是国家的最高机密，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系统工作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接受保密教育，不准对外人包括自己的亲属说出第二机械工业部是干什么工作的。九局是第二机械工业部的核心部门，保密要求尤其高，工作人员必须长期隐姓埋名。有不少人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弃了原来很不错的工作岗位，有的因为女朋友政治审查不合要求，不得不和她分手。我到九局工作，领导当然也向我提出了这个要求:绝对保密，长期隐姓埋名。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我做得到。”当时，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以身许国。从那时候起，我就叫“王京”这个名字了。就这样，王淦昌这个人从科技界突然销声匿迹了。国外有些朋友觉得奇怪，怎么看不到王淦昌的消息了?这个人到哪里去了?国内有的知情人为我惋惜，说我在科研领域已经取得成绩，继续搞下去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现在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为了中国能造出原子弹、氢弹来，为了给中国人争这口气，从1961年到1978年，我隐姓化名、中断与外界的联系整整17年。节选自王淦昌著作《无尽的追问》
终审：徐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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