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会见李政道。右起:王淦昌、李政道、蒋心雄、陈能宽(1998年)）
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和第九研究所是一个单位，李觉任局长和所长。作为九所副所长，彭桓武主管理论研究，郭永怀主管设计研究和实验，我主管实验研究。那时候，所里已经调来了一些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有核物理学家朱光亚、邓稼先，固体物理学家程开甲，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等，还有国内一些名牌大学来的高才生。我们这些人都没有造过原子弹。我想，我们中国人并不笨，外国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所以，我要求年轻人，不论职位高低，不管资历深浅，谁的意见好，就采纳谁的，群策群力，尽快把原子弹这个谜解出来。布置工作后，我总希望他们马上就做，拿出结果来。事实上不可能件件事都让人满意。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着急，就批评人，甚至发脾气。事过之后，冷静下来，我感到自己有点过分，又马上找到被批评的同志赔礼道歉:“对不起，我脾气太急了，请你原谅。”好在年轻人都摸透了我的脾气，知道我为了工作，不生我的气。我们知道，要使原子弹爆炸，首先要摸清楚原子弹的内爆规律，掌握爆轰实验技术。为了做好爆轰实验工作，培养和锻炼队伍，我给年轻人开了基础实验课，要求大家学会用数学概念进行推导，用物理概念进行认真分析。爆轰实验不能在实验室做，怎么办呢?怀柔县燕山山脉的长城脚下，是一个工程兵的靶场，我们就借那块地方，开展爆轰物理实验。在一片开阔的野地上，一个碉堡，几排简易营房，十几顶帐篷，还有古代遗留下来的烽火台的废墟，这就是我们试验队的工作场地。我们称它为“17号工地”。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就从这里揭开了第一页。这个地方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冬天，经常是风雪交加、飞沙走石，有时候大风能把军用帐篷掀起来，试验队员们的被子上总蒙上一层厚厚的沙土，一个个成了“土行孙”;夏天，太阳像火盆，烤得人挥汗如雨，夜里的暴雨常常把帐篷冲垮，把铝盆、木棒等冲走。那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吃饭有定量，生活很困难，许多人患了浮肿病。几十名试验队员，都是在炸药、爆轰、电子、光学等方面有专长的年轻人。为了国家的强盛，为了早日造出“争气弹”，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克服重重困难，忘我地工作。我负责全面的实验领导工作，对炸药的研制、炸药成型研究、爆轰物理实验和测试工作等，都要抓。我和郭永怀等同志经常到工地上去，有时候还住在那里，和试验队一起工作。我是搞实验物理的，对炸药学、爆轰学、爆炸力学不熟悉，就从头学起，自己学了，弄通了，就在工地上给大家讲课。遇到难题，大家一起讨论，出主意，想办法。我常常提出一些办法，指导试验队员们去做。试验队员们白天紧张地工作，晚上钻研业务书和有关的文献资料。溶药炉没有到货，为了争取时间，他们就因陋就简，用普通锅炉、搪瓷盆和木棒，在帐篷里研制炸药和部件。搅拌炸药要快，帐篷里通风不好，雾气腾腾，充满着难闻的炸药粉尘的怪味，他们坚持轮流搅拌。有时候，我也和他们一起搅拌。他们怕影响我的健康，总是劝我离开。我是不会离开的，我要和大家一起做。经过共同努力，我们很好地解决了炸药部件的质量问题。对于爆轰原理的实验，我和郭永怀组织大家讨论、论证，最后采用了陈能宽研究的方案。陈能宽是从美国回来的年轻科学家，他在金属物理研究方面已经做出了成绩，发表过不少学术论文。回国后，为了第一颗原子弹，他改行搞爆轰物理研究。他说，啃窝窝头比被人家称作二等公民好多了。他指导青年们设计了第一个特种形状的起爆元件，后来这个研究成果用到了原子弹的设计和生产上。爆轰实验开始那天，我在现场具体指导。在离碉堡百十米远的沙丘上，放着加工好的实验元件。碉堡里的示波器、高速转镜紧紧地追踪着它。陈能宽和几个年轻人紧张地安装测试电缆。天气很冷，他们小心翼翼地把电缆接头抱在怀里，用皮大衣挡着风，一根一根仔细焊接。电缆接好了，紧接着就是插雷管。“呜--呜--”的警报声响起来，大家迅速撤离，两眼盯着前面沙丘上的实验元件。“起爆!”一按下电钮，“轰”的一声，实验元件爆炸了，示波器、高速转镜记录着爆破的结果。试验场上，硝烟滚滚，没有等硝烟散尽，第二个实验元件又被抱上去了。大家一起堆沙丘，接电缆，插雷管，“轰--”第二炮又打响了。就这样一炮一炮地实验，紧张的时候，一天要打十几炮。实验中，我们研究并采用了光学、电子学的测试技术。我们不断研究，不断设计，不断实验，不断总结提高，在一年多时间里，研究、设计、制作了好几个不同类型的部件，大大小小打了上千炮，基本上掌握了内爆的规律和实验技术，测试工作突破了技术难关，闯过了研制原子弹的第一关。由于爆轰实验工作取得的成绩，1982年我们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节选自王淦昌著作《无尽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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