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代号为“596”。这是为了让大家牢牢记住1959年6月，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的日子。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切从零开始，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经过1961年、1962年近两年来的探索，我们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领着一批年轻人进行的原子弹理论设计有了突破。

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只有放在桌子上的手摇计算机。他们在做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的时候，发现一个重要参数有误差，就一次接一次地重新计算、分析，算了9次，手稿有厚厚的一大摞。这时候，周光召(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从国外回来了，他仔细看了9次计算的手稿，认为计算没有问题，并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新的论证原理，从理论上论证了计算结果是正确的。有了科学的论证，计算结果使人信服。

在郭永怀和设计部主任龙文光指导下，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开始了对原子弹装置结构、工艺的设计。

通过大量实验，我们对原子弹爆炸的一些关键技术，开始有所突破和掌握。“17号工地”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做大型实验的要求了。

从1963年3月开始，我们所除了理论研究人员留在北京外，其他实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的工作人员，都先后进入大西北的核武器试验基地。我回家跟妻子儿女告别，告诉他们我要到西安去工作。那时候基地是保密的，不能告诉外人。

基地在青海湖东边的海晏县，那里平均海拔在3200米，属于高寒地区，冬天很冷，风沙很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走路快了要喘气。在那里工作要忍受头晕、心悸、不想吃饭等高原反应，要克服水土不服等困难。

我常常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搞科学研究的人，特别是从事我们这个事业的科学工作者，不能怕艰苦，不能过多考虑个人生活，饭吃饱了就行，我们甚至可以过原始人的生活。”他们在背后也常议论:“王老师是科学家，年纪又最大，一点也不怕苦。”有的调皮的小伙子会说:“对，向王老头学习。”我听到他们在背后叫我王老头，才意识到自己老了。

记得在“17号工地”做爆轰实验的时候，为了做纪念，我拔了几根白头发塞在石缝中。不错，我是老了，可是，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研制工作，想着让“争气弹”早日上天。

大批工程技术人员来到基地，一时住房紧张。李觉、吴际霖等领导带头，机关工作人员都搬进了帐篷，把楼房让出来给技术人员住。技术人员很受感动，干劲更大了。

爆轰实验在几个离住地很远的试验基地进行，我经常去。我身穿统一发的皮大衣，脚穿高筒靴，坐在吉普车上。车行驶起来就像在朝鲜战场上那样颠簸，到处都是凹凸不平的沙丘路。

一到试验现场，我就检查各种实验装置:雷管的质量好不好，安装是不是全部到位，还有部件加工的质量……一项一项地落实。我反复告诫大家:“雷管一定要保证质量，必须安装到位，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如果有一个质量不好，或者插不到位，波形就不好，最后就达不到理想的目的。”

有一次，一位同志带着新研制的雷管到实验室去，在路上雷管突然爆炸了。我根据情况判断是静电积累引起的。我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行验证和实验，最后证实的确是静电积累引起了爆炸。发现问题，必须立即查明原因，因为以后工作中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还需要使用很多这样的雷管。在工号现场，我和大家一起吃饭，边吃边讨论问题，有时聊聊天。我看着他们大口地吃夹着沙子的饭菜，心里十分感慨。这是一些多好的孩子啊，我从心底里喜欢这些年轻人。

11月的基地已经很冷了，连着开了几天会，会后我又赶着到研究室、车间和试验现场去看看，不放心啊。由于劳累，我感冒了。发烧，咳嗽，血压也升高了。可是，这次试验很重要，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好，我仍旧坚持到基地去，进工号现场，检查各种装置的准备情况。

这次试验进行得很顺利，一看测试结果，真是好极了!仪器记录的信号全有，输出的幅度很理想，内爆波和引爆器都达到了理论设计的要求，我太高兴了，竟像年轻人一样情不自禁地双脚跳起来。这一炮解决了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技术问题，为原子弹的设计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1964年2月，九所(核武器研究所)改为第九研究院，我被任命为副院长，仍主管生产和技术工作。这时候，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设计到生产试验，各个环节基本上都已有了经验，进入全面攻关阶段。我作为分管生产试验的副院长，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很重，当时真是吃不下、坐不住、睡不着，心里总惦记着很多事情。

过春节了，511车间的同志们为一个部件的铸造任务，还在坚持奋战。我就常到现场去，即使插不上手，为他们加加油也好。102车间在进行组合件的制造与装配，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键技术工作，一定要做到保质、保量、保安全。我放心不下，亲自到现场，严格把关。我一再叮嘱他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任务非常紧迫。原子弹研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理论方案确定之后，生产试验的各个方面，必须做到周恩来总理要求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6月6日，要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全尺寸大型试验，所以从月初就进入了临战阶段。有时天不亮我就把警卫叫起床，开车到车间、工号，严格检查。发现问题，立即组织论证，或者改进，并且要随即拿出结果来。到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好拖。有时我真急了，会不客气地大声嚷起来，发脾气。好在大家都能理解我。

节选自王淦昌著作《无尽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