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王淦昌 | 王淦昌《无尽的追问》第19节：法国总统的惊讶
来源： 发布时间：2025-06-11 08:31:22 浏览次数： 次 【字体：小 大】
在原子弹爆炸前和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主席两次提出来:“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总理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也提出要加快氢弹的研制。 造氢弹，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制造技术上，都比原子弹要复杂得多。当时国外对氢弹技术严格保密，我们只能自力更生，靠自己摸索。揭开氢弹的谜，从哪里入手呢?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早就向国家建议，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探索氢弹。 1960年12月，第二机械工业部刘杰部长提出，核武器研究所正忙着原子弹攻关，氢弹的理论探索工作由原子能研究所先走一步。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亲自主持，组织了黄祖洽、于敏(他们都是中科院院士)等一批物理研究人员，开始做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的探索性研究，分析研究基本现象和规律，探讨了不少关键性的概念，为氢弹的研制做了一定的理论准备。1965年初，黄祖洽、于敏等31人就调到核武器研究院(1964年2月核武器研究所改为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来了。 在核武器研究院，由于原子弹爆炸成功，人们受到很大鼓舞，群情激昂。大家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进行原子弹武器化研制的同时，突破氢弹的研制。1965年初，在朱光亚、彭桓武、郭永怀等院长的指导下，首先制订突破氢弹的理论研究计划。 朱光亚是核物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长。1946年，他和李政道作为著名教授吴大猷的助手，到美国去考察，后来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研究核物理。新中国成立后，他冲破重重阻力，于1950年初回到祖国，1959年7月1日调入核武器研究所。他思路敏捷，办事干练，作风严谨，有很强的组织才能，是一位出色的科研组织工作领导人。在他的带领下，核武器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养成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理论部组织有关人员认真仔细地讨论了计划，突破氢弹研制的攻坚战开始了。理论部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等几位主任、副主任，轮流给大家讲课、做报告，组织大家讨论、研究，每天晚上科研大楼都是灯火通明，一直亮到深夜。有些人很晚还不愿意离开，党政干部又多了一项“任务”:动员这些废寝忘食的科研人员注意休息。 9月底，理论部副主任于敏带领一批青年，到了上海华东计算所。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计算，终于摸到了解决自持热核反应所需条件的关键，探索到了一种新的造氢弹的理论方案，这是氢弹研制中最关键的突破。经过专家们反复论证，1965年底，理论部拿出了利用原子弹引爆氢弹的理论方案。 接着，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吴际霖主持讨论了1966年到1967年氢弹研制生产规划。刘西尧副部长在会上提出:“突破氢弹，两手准备，并以新的理论方案为主。”中央专门委员会很快批准了这个规划，并且决定新理论设计方案的试验，采用塔爆方式，利用原子弹爆炸的备用铁塔进行。 理论方案确定了，接下来就是进行试验。我是主管这方面的副院长，要考虑怎样选好试验路线。前面说过，不带核反应的叫冷试验。要对氢弹设计方案进行考核，需要用核材料的部件，进行有核反应的热试验。可是，频繁地进行热试验，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还不富裕，应该尽可能减少热试验的次数，能用冷试验解决的问题，就用冷试验。 1966年初，我和同志们一起，研究制定了爆轰模拟试验的方案。通过一次接一次的冷试验，很快解决了引爆设计中的技术关键。为了测试、检验氢弹原理的一些数据，理论设计和实验测试两方面的科技人员，共同拟定了有关的试验项目。实验测试人员做了大量巧妙而有效的工作，在氢弹研制突破中，起了重要作用。我国能赶在法国前面把氢弹研制出来，关键之处就是理论和实验紧密配合，理论设计人员与实验、加工、测试人员团结协作。 在氢弹研制突破的过程中，我很忙，从核材料部件的研制，到产品设计、爆轰实验、物理测试，我都要过问;研究室、车间、实验现场、试验基地，我都要去。我在现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进行把关。我要求大家按周恩来总理的要求，像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那样，“严肃、认真、周到、细致”地完成各项任务。 1966年5月7日，我们进行了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这次试验理论设计人员与实验人员配合得非常好，试验结果很成功，热核反应过程与理论预测基本一致，为氢弹的理论设计取得了重要数据。 这一年年底，我们准备按新理论方案设计的氢弹原理进行试验。那时候，大西北核武器基地的试验场，气温已经是零下三十多度。参加试验的人都住在野营帐篷里，里面铺了木板，有一堵墙，倒是不冷，可是一出帐篷，刺骨的寒风一吹，眉毛胡子都结上了白霜，真冷啊!我白天到各个工号、工作区，逐项检查、验收;晚上把工作人员叫来讨论。我反复对他们说，要尽量减少热核试验的次数，每次试验，不仅要做到“万无一失”“一次成功”，而且要争取做到“一次试验，多方收效”，尽可能多地拿到测试数据和结果。我们每天都工作到深夜。 理论部副主任周光召、于敏带领理论部的参试人员深入实际，对测试项目进行现场分析。为了捕捉到所需要的信号，他们经常反复推敲，调整测试量程。他们与实验部的科研人员配合默契，在查漏补缺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12月28日我们成功地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结果证明新的理论方案既先进，又简便，切实可行。 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到这次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我们仅仅用了两年零两个月。这两年多时间，对我们核武器研究院来说是很关键、很宝贵的。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科研大楼贴满了大字报，就是在那种情况下，第二机械工业部刘西尧副部长、李觉院长等党政军干部的组织领导工作，朱光亚、彭桓武和我等负责的科研组织管理工作，仍然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试验时，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亲自到试验场主持，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是现场总指挥。当蘑菇云腾起的时候，聂荣臻副总理非常激动，紧紧握住我的手说:“王院长，怎么样?”我也紧紧握着他的手，深深舒了一口气，说:“不轻松。”这次试验非常成功，是一次重大的突破，但是要真正把氢弹送上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轰轰烈烈，不少领导干部靠边站，我这个副院长要抓生产，抓实验，做好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有多难啊!氢弹的研制、加工十分复杂，不仅组织管理工作十分繁重，技术上也比原子弹要求更高、更严格，因而更需要巨大的“聚合力”。 根据聂荣臻副总理的指示，试验结束后，我们从新疆戈壁回到了青海草原，加紧进行我国第一颗氢弹的设计、试验、加工、装配等各项工作。到1967年5月，第一颗氢弹的加工装配以及试验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我们打算采用飞机空投进行试验，所以安全工作很重要，核试验基地、航空部、人民解放军空军等单位都参加了有关安全工作的论证。1967年6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下，聂荣臻副总理亲自到现场指挥。一架高速飞行的飞机，在我国西北大漠上空，成功地抛出了一颗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氢弹。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提前实现了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提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完全可能”的预言。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而我们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不但是全世界核武器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且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第四个能够造氢弹的国家，赶在了法国的前面，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十几年之后，法国一位著名的核科学家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向中国同行打听说:“你们氢弹搞得这么快，赶在我们前面爆炸成功了，到底有什么诀窍?当时戴高乐总统非常震惊，还批评了我们。”小朋友们，你们看了上面的故事，对戴高乐总统的提问，能够做出回答吗? 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一大批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而默默奉献的科技人员、干部、工人和解放军，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节选自王淦昌著作《无尽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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