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王淦昌 | 王淦昌《无尽的追问》第20节：三次地下核试验
来源： 发布时间：2025-06-11 09:24:24 浏览次数： 次 【字体：小 大】
（1989年4月，于敏和王淦昌一起）
1969年初，党中央决定在国庆20周年大庆之前，进行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我一直积极倡导地下核试验。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一些领导干部还不能出来工作，组织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按照国家的部署，地下核试验的理论设计工作在于敏的领导下很快开展起来，他们及时地提供了原子弹装置的理论设计方案。这样，我就要到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去，与实验人员、理论设计人员一起进行方案的讨论、测试等各项工作。那时，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也陷入了混乱之中，许多党政干部、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都被扣上了“叛徒”“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帽子，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谁还有心思搞什么试验!面对这种情况，我心里非常着急，反复地向大家做动员:“地下核试验有深远的意义，它可以进行近区物理测试，能够测到空中爆炸所测不到的数据，我们必须抓紧时机，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核试验这一关。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影响工作。”我到科研室去，那里只有几个人;我到车间去，一个人也没有。晚上，我到车间主任李必英的宿舍去，动员他出来安排生产任务。他说:“王老啊，您知道，我们已经被夺权了。”他又说，“食堂也没有人做饭，不好办啊!”我想了想说:“能不能把家属组织起来，给大家做饭呢?”“能组织起来，可是谁给他们发工资呢?”我听了这话，想也没有想，脱口就说:“我给他们发工资，用我的钱。”李必英笑了，说:“王院长啊，您给他们发工资，您有多少钱?这可不是您从前出差不报销卧铺票那点钱，这笔钱您出得起吗?”我想想，是啊，我的工资的确开不出这么多钱来。李必英虽然很为难，但他还是以事业为重，答应尽快组织工人。他提出来:“只是车间动员起来不顶用，汽车队不给拉产品还是不行。”我就去找汽车队，请他们组织人拉产品。“文化大革命”中有两派群众组织，我到他们的司令部去做说服工作:“我们要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团结起来，共同做好地下核试验工作。”“大家想一想，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的时间很宝贵，与西方核大国比，谁赢得时间，谁就有主动权。”我还到职工宿舍去，一个一个地动员科技人员、工人。到了北京，遇到基地的人，我就告诉他们:“要做地下核试验了，快回去吧!”有回家探亲的，我就到他们家里去动员。我还委任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作业队的队长、副队长。这些同志真不错，他们都很理解我的心情，也愿意为国家的强盛多做贡献。他们都陆续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别看他们各派群众组织之间对立情绪很大，双方辩论起来，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工作起来，谁都不谈“运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且合作得都很好。我真佩服他们，也喜欢他们，他们爱国，事业心强，都是好样的。高原上严重缺氧，那时我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比不上那些年轻人，渐渐地我的身体支持不住了。可是任务那么紧，项目又多，有一项赶不上进度，就会影响试验，所以，我仍坚持每天到科研室，到车间去。缺氧气喘，实在跑不动了，我就在办公室接上氧气办公。有时候还背着氧气袋到生产第一线去。后来，医生强迫我去住医院，我在医院里休息了几天，就跑出来了。回到研制基地，我又开始抓试验产品、测试准备工作的落实。有一件重要测试项目的试件，是放射性物质，加工难度大。当时要装车的列车发车时间要到了，而试件还没有加工好，怎么办呢?真让人着急。我在车间待着也不敢催，怕催急了出废品，我鼓励他们一定要保证质量。后来，车间副主任亲自上机床加工，使这个样品达到了精度要求。当我们带着加工好的样品赶到车站，刚把样品装上车，汽笛就响了。我和试验队一起去试验现场。一下飞机，我赶紧检查产品、样品，我很担心这些娇贵的东西经不起旅途的折腾。地下坑道里，通风设备比较简陋。坑道有些地方是弯道，这样测试间新鲜空气进不去，里面既阴暗，又潮湿，工作条件非常差。有的技术人员在里面一干就是十几天，很艰苦。当产品搬进洞之后，剂量监测人员发现超剂量。我在洞里听着探测器发出“嗒嗒嗒”的响声，心里很着急，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产品本身的放射性物质泄露，还是洞里有贫铀矿?我马上组织人做进一步监测，分析原因。把产品从洞里搬出来，剂量仍旧没有降下来，洞里也没有发现贫铀矿。最后，终于查出了“罪魁祸首”--氡气。氡气是一种有放射性的有毒气体，对人的呼吸系统、特别是肺部影响比较大。为了大家的健康，我立即组织人员采取措施，加强通风。我要求大家不要在洞内吃东西，不要在洞内喝水，防护口罩改为一次性使用。有些解放军战士不在意，仍在洞内吃饭，我一次一次地提醒他们，请他们到洞外去吃饭。有些技术人员又心存疑虑，始终不放心，我就实事求是地向他们说明情况，要他们尽量在洞外把准备工作做好，缩短在洞内的工作时间。我坚持在洞里和大家一起安装、调试仪器设备。为了使这次地下核试验做到领导要求的“四不”--“不冒顶，不哑炮，不误爆，不放枪”，我组织查漏补缺。一切都验收之后，我想到要一次成功，有点放心不下，就围着产品又查看了一圈，最后才离开现场。工程兵封好洞口后，又发现了问题:控制台的电源不通。电源不通，就不能起爆，最后只好又把洞口打开。我们进洞去一项一项地查找原因，才知道原来是干燥剂把蓄电池里的水吸干了，使箱子里的酸变浓，造成电源不通。我们还发现有一处电线“脱臼”。1969年9月23日，也就是党中央要求的国庆节前，进行了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这情景和空中爆炸不一样:随着一阵闷雷声，山峦突然剧烈地跳动起来，顿时尘土飞扬，山上的花岗岩变幻着颜色，石块哗哗往下滚，轰鸣声持续了好几分钟。这次试验是成功的，大家很高兴，我却感到还有遗憾。试验之前，大家做了很多工作，克服了不少困难，安排的测试项目非常全，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由于没有经验，我们对新情况下电磁干扰认识不足，这样，在试验之后，没有能够拿到预想的测试结果。后来在总结时，我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提出以后要加强抗电磁干扰的措施。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国的地下核试验中断了一段时间，一直到1975年才进行第二次地下试验，1976年进行第三次地下试验。这两次试验也由我现场指挥，到第三次试验时我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不过我的老毛病还是没有改，我一直坚持在第一线，坚持亲自检查，逐项验收。第二次试验，同志们按要求一丝不苟地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满怀信心地向我做了汇报。我听完汇报，就要进洞去做最后的现场检查。当时洞内的回填工作已在进行，再进洞去是比较困难了，有许多地方只能爬行，而且光线很暗。大家劝我不要去了，他们可以保证工作的质量，不会出问题。但是我想到我肩负的责任，坚持要做最后一次检查。我爬进洞里，仔细地检查了每一个实验装置的结尾准备情况，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看，有我认为不放心的地方就问他们。他们确实干得不错，最后我对他们说:“我现在可以放心了。”这两次地下核试验，我们都注意了加强抗干扰工作，试验都很成功。特别是第三次试验，彻底解决了抗干扰问题，测到了几百个预想的数据，获得“全面大丰收”。就这样，仅仅三次试验，我国就顺利地通过了地下核试验的技术关，为核武器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节选自王淦昌著作《无尽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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